邓小平与改变中国命运的八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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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时间:2018-11-18 05: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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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5—1982,任何一个对党史、国史有点常识的人都会知道,这八年在共和国历史上意味着什么。1975年整顿、“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”、周恩来逝世、四五运动(又称“天安门事件”)、毛泽东逝世、粉碎“四人帮”、邓小平第三次复出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、平反冤假错案、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、对外开放和创办经济特区、作出第二个历史决议、华国锋辞职、中共十二大召开,等等,一系列重大的国史、党史问题,均密集地发生在这八年里。这一时段,中国政治用“暗流潜涌”和“波谲云诡”来形容并不为过。每一个历史事件都事关中国政治走向和发展全局。恰如《转折年代:邓小平在1975-1982》一书的“转折年代”四个字,这八年,确是改变中国前途和命运的转折年代。

作者程中原是这八年中国政治生态的权威研究者。自1991年春调入中国社科院刚成立的当代中国研究所至今,他在这所国史研究重地已经耕耘了23个春秋,主要负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》第三卷(文化大革命时期)、第四卷(1976—1984)的编撰工作。在研究中,他逐渐形成一个看法: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里程碑的“伟大历史转折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最重大的事情。这个转折,从最初的酝酿、尝试到最终的实现、完成,就是在这将近八年时间里完成的。其中,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的整顿,是转折的前奏。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的胜利为历史转折创造了前提。此后的两年为历史转折作了准备。1978年冬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实现这一历史转折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,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,开辟了一条改革开放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。

本书与初版最大的不同,正如作者在“后记”中所说,就是“叙述转折历史的视角发生了改变,更加突出邓小平在伟大的历史转折中所起的作用”。他从邓小平带有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切入,集中展示了这一时段中国最高层的重大变革,并对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解析,突出地叙述了邓小平过人的智慧和胆识。我认为,这本书最大的成功在于作者将邓小平这个人写活了,写出了邓小平直言敢怒的真性情,写出了他敢于面对毛泽东力陈“四人帮”的祸害,写出了他面对“两个凡是”时的坚持原则,写出了他在历史决议时对毛泽东是非功过评价的高超智慧,写出了他在经济、政治、思想、外交等诸多领域拨乱反正、解放思想的魄力和勇气。

作者认为,邓小平是一个历经磨难、充满智慧、坚持原则、敢于碰硬、善于斗争的伟大政治家。这一主旨,贯穿了全书。在作者眼里,邓小平总能在历史的关节点,抓住机会,破解难题。即使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,他也力争使事件朝着有利于党和国家的方向发展。例如,在文革后期的1975年,作为“第二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”,邓小平为什么被“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”还会被重新启用?作者写道:“历史的机缘,政治合力的作用。其中最为重要的,是人的因素。”何谓“人的因素”,既包括毛泽东的信任,周恩来、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,还有就是邓小平自己的智慧。他见不到毛主席,怎么办?写信!信件,成为他与最高领袖联系的纽带,从中表达对主席的情感和出来工作的愿望。此外,人民群众对文革乱象的反感,也是他能站到中国政治舞台中央的种种人的因素。

伟人命运多坎坷。1976年4月,不肯顺遂毛泽东为“文革”做“三七开”结论的邓小平,在“四人帮”的诬陷下,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(但党籍保留,以观后效)。邓小平的黯然离职,距离周恩来逝世仅仅3个月。5个月后,毛泽东逝世。没有了周、毛的神州大地,如同大厦倾覆,人们普遍不知道革命江山将落入何人之手,中国确实面临着如17岁的杨小凯发出的“向何处去”的茫然和恐惧。好在历史在1976年10月6日来了个急刹车,中国这艘巨轮才得以缓慢进入到理性的主航道。余生也晚,没能感受到那一个时代,但是,通过本书,我理解了,“文革”之后,中国之所以能走进一个与毛泽东时期完全不同的崭新、务实型时代,说功在邓小平的魅力和智慧,亦不为过。

毋庸讳言,现在市面上的好多党史书,给人的感觉总是资料征引单一,写法机械枯燥,脱不掉呆板单调的面孔,且有替人背书之嫌。但是读这本书,完全没有“兴味索然”之尴尬,他的文字完全可以当作历史纪实作品来读,他的一句“活着的‘四人帮’害怕死去的周恩来”,令人叫绝,一句话点破了不同性质的两种人的冲突和矛盾。作者不仅有自己独到的思想理论评述,还呈现了具体而生动的细节,再现了重要的历史场景,而且,场景一个接着一个,时时刻刻给人一种走入历史的现场感。其所增订的十万字,很多都是他根据档案史料还原的历史原貌。

本书还披露了一些以前未曾发现的档案信息,例如1975年12月,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福特和夫人,双方就提到中国和美国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问题。毛泽东怀疑福特所言不过是放空炮、骂娘而已,但福特表示,“我们做的会比那要多”。当毛泽东提出“你们有实炮啊”的问题时,福特明确回答:是的。除非他们挑战,否则我们的火药将保持干燥……毛泽东当即表示,“那我们达成君子协议”。

不回避问题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。通过本书,有几大问题得以澄清。

关于解决“四人帮”的问题,作者指出,毛泽东1975年5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明示了。四五运动前后,中央领导层私下也有计议,胡乔木曾向汪东兴提出先把张春桥“搞起来”,但汪表示只搞一个不行。王震曾当面向叶剑英提议,“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,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了吗?”等等。而且,密谋解决“四人帮”,“赋闲在家”的邓小平也是知道的。“邓小平、陈云、谭震林、李先念、邓颖超、康克清等先后找叶交谈,寄予厚望。”但何时解决,并不清楚。本书引用了邓小平小女儿毛毛(即邓榕)的回忆说,邓小平和夫人卓琳、邓榕和她的两个姐姐都挤到卫生间里,关上门,打开自来水,在哗哗的水声中听贺平(邓榕丈夫)带来的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消息。“四人帮”的真正解决是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下的命令。

华国锋如何评价,他有没有故意阻止邓小平复出?这是党史界争论的问题。作者认为,华国锋粉碎“四人帮”,功不可没。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,也是叶剑英推荐经过中央批准的。尽管是“两个凡是”的提出者,但华国锋并非有意阻挠邓小平的复出。尽管他也说,“华国锋没有否定‘文化大革命’,……还是继续坚持‘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’。他想以‘两个凡是’来‘抓纲治国’,这就违背了历史进步的潮流,落到了时代的后面……”,但最后还是写道:“华国锋并不反对邓小平复出,但出于对形势的判断,对全局考虑,认为时机还不成熟,采取等一等、拖一拖的办法。”作者材料中提到,早在毛泽东逝世当天(1976年9月9日),中央政治局研究治丧期间,江青等人提出了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问题,就遭到华国锋、叶剑英的抵制。华国锋主持编辑的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,也将原先“凡是涉及、讲到邓小平好话的地方全部删除;现在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,一律不删,保留了十几处。让大家读,知道毛泽东是看好邓小平的,显然,华国锋是为邓小平的复出做铺垫”。

而且,华的“拖一拖”,等到“瓜熟蒂落,水到渠成”后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想法,也获得了叶剑英的支持。他曾对熊向晖说:小平是要出来工作,不过要晚一点。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。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,政治局通过“留党察看、以观后效”的。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,要有一个过程。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。

或许,在这一点上,我们也似乎“理解”了华国锋没有让邓小平及时复出的原因了。

1977年7月17日,华国锋在自己主持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,正式宣布了恢复邓小平的一切职务。

胡耀邦也是促使邓小平复出的有力推动者之一。1976年10月12日,他就在中央提出了“停止批邓,人心大顺;冤案一理,人心大喜;生产狠狠抓,人心乐开花”的治国理念。本书对胡耀邦在处理冤假错案和思想解放方面着墨较多,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锐意进取的改革者的高大形象。

总之,本书实为一部不可多得的、可信耐读的党史书。

这里多说一句。党史的书写和出版意在宣传和弘扬革命传统,总结历史成败的经验和教训,给人以警示和启迪。俗话说:“言之无文,行而不远。”文笔优美不可强求,思想不深邃也可以谅解,但是研究者要没有司马、董狐之史家良心,那我还是奉劝诸君,尽早搁笔也罢。